文人相轻，自古而然。傅毅之于班固，伯仲之间耳，而固小之，与弟超书曰：“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，下笔不能自休。”夫人善于自见，而文非一体，鲜能备善，是以各以所长，相轻所短。里语曰：“家有弊帚，享之千金。”斯不自见之患也。今之文人：鲁国孔融文举、广陵陈琳孔璋、山阳王粲仲宣、北海徐干伟长、陈留阮瑀元瑜、汝南应瑒德琏、东平刘桢公干，斯七子者，于学无所遗，于辞无所假，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，仰齐足而并驰。以此相服，亦良难矣！盖君子审己以度人，故能免于斯累，而作论文。
王粲长于辞赋，徐干时有齐气，然粲之匹也。如粲之初征、登楼、槐赋、征思，干之玄猿、漏卮、圆扇、橘赋，虽张、蔡不过也，然于他文未能称是。琳、瑀之章表书记，今之隽也。应瑒和而不壮；刘桢壮而不密。孔融体气高妙，有过人者；然不能持论，理不胜辞；至于杂以嘲戏；及其所善，扬、班俦也。常人贵远贱近，向声背实，又患闇于自见，谓己为贤。夫文本同而末异，盖奏议宜雅，书论宜理，铭诔尚实，诗赋欲丽。此四科不同，故能之者偏也；唯通才能备其体。
文以气为主，气之清浊有体，不可力强而致。譬诸音乐，曲度虽均，节奏同检，至于引气不齐，巧拙有素，虽在父兄，不能以移子弟。
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尽，荣乐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无穷。是以古之作者，寄身于翰墨，见意于篇籍，不假良史之辞，不托飞驰之势，而声名自传于后。故西伯幽而演易，周旦显而制礼，不以隐约而弗务，不以康乐而加思。夫然，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，惧乎时之过已。而人多不强力；贫贱则慑于饥寒，富贵则流于逸乐，遂营目前之务，而遗千载之功。日月逝于上，体貌衰于下，忽然与万物迁化，斯志士之大痛也！
融等已逝，唯干著论，成一家言。
译文：文人互相轻视，自古以来就是如此。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，不分高下，然而班固轻视傅毅，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：“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，（但是却）下笔千言，不知所止。”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，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，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，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，乡里俗话说：“家中有一把破扫帚，也会看它价值千金。”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。
当今的文人，（也不过）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、广陵人陈琳陈孔璋、山阳人王粲王仲宣、北海人徐干徐伟长、陈留人阮瑀阮文瑜、汝南人应旸应德琏、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。这“七子”，于学问（可以说）是（兼收并蓄）没有什么遗漏的，于文辞是（自铸伟辞）没有借用别人的，（在文坛上）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，并驾齐驱，要叫他们互相钦服，也实在是困难了。我审察自己（之才，以为有能力）以衡量别人，所以能够免于（文人相轻）这种拖累，而写作这篇论文。
王粲擅长于辞赋，徐干（文章）不时有齐人的习气，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。如王粲的《初征赋》、《登楼赋》、《槐赋》、《征思赋》，徐干的《玄猿赋》、《漏卮赋》、《圆扇赋》、《橘赋》，虽是张衡、蔡邕也是超不过的。然而其他的文章，却不能与此相称。陈琳和阮瑀的章、表、书、记（几种体裁的文章）是当今特出的。应旸（文章）平和但（气势）不够雄壮，刘桢（文章气势）雄壮但（文理）不够细密。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，有过人之处，然而不善立论，词采胜过说理，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。至于说他所擅长的（体裁），是（可以归入）扬雄、班固一流的。
一般人看重古人，轻视今人，崇尚名声，不重实际，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，总以为自己贤能。大凡文章（用文辞表达内容）的本质是共同的，而具体（体裁和形式）的末节又是不同的，所以奏章、驳议适宜文雅，书信、论说适宜说理，铭文、诔文崇尚事实，诗歌、赋体应该华美。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，所以能文之士（常常）有所偏好；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。
文章是以“气”为主导的，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，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。用音乐来作比喻，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，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，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，虽是父亲和兄长，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。
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，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。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，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，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，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，没有穷期。因此，古代的作者，投身于写作，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，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，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，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。所以周文王被囚禁，而推演出了《周易》，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《礼》，（文王）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，（周公）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。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，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。多数人都不愿努力，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，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，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，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，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，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，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，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！
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，只有徐干著有《中论》，成为一家之言。
作者：曹丕(187～226)，魏文学家。即魏文帝。字子桓，他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长子。少有逸才，广泛阅读古今经传、诸子百家之书，年仅8岁，即能为文，又善骑射、好击剑。建安十六年(211),为五官中郎将、副丞相，二十二年，立为魏太子。二十五年正月，曹操卒，曹丕嗣位为丞相、魏王。同年十月，以“禅让”方式代汉自立，改元黄初。
赏析：曹丕《典论》一书失传，《论文》这一篇因被选入《昭明文选》而得以保存下来。 曹丕是汉魏时期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。他撰写的文论著作流传于世的有两篇，一篇是《与吴质书》，另一篇就是著名的《典论·论文》。
《典论·论文》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论著作，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，因为在它之前还没有精心撰写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专著。它的产生是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期的一个标志。《典论·论文》从批评“文人相轻”入手，强调“审己度人”，对建安七子的创作个性及其风格给予了分析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“四科八体”的文体说，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的文学价值观及“文以气为主”的作家论。他的《典论论文》虽短，却提出了下列有关文学批评的四个主要问题：
文学作品的功用
这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，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。他肯定文章（指诗、赋、散文、 应用文）是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，甚至比立德、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，这种文章价值观是他对传统的文章（“立言”）是“立德、立功”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，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，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。但可惜的是，在《典论·论文》里，他并未对这一观点加以详细的展开论述。不过，仅仅是提出这一口号，他在文论史上已经是功不可没了。这就突破了前此轻视文学的观点，指出文学的重要地位。
作家修养和作品风格
他说：“文以气（指才气，即个性）为主，气之清浊有体（有本质根据），不可以力而致（努力勉强求得一致）”。清指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，浊指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，人的气质个性可大致分成这两大类。《典论·论文》提出了“文以气为主”的著名论断，这就是文论史上著名的“文气”说。以“气”论文和作家，是曹丕《论文》最突出的理论贡献。曹丕所谓的“文气”，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、个性气质，属于生理和心理范畴，没有伦理色彩。“文以气为主”尤其强调了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，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，“虽在父兄，不能以移子弟。”建安七子各自显示出各自的才能，究其原因，是由“性”的差异所导致。诗这种观点也合符于魏晋人崇尚自然的风气。由于曹丕非常强调创作个性的这种独特性和不可改变性，一方面突出了作家独特个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决定意义，体现了魏晋时期“人的自觉”和“文的自觉”的时代精神。另一方面，则是否定了现实习染同样可以改变创作风格的可能性。这是其理论的缺陷。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还对文学批评的态度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。比如反对“文人相轻”和“贵远贱近”，主张“君子审己以度人”，这对文学批评也是良好的倡议，至今仍有现实意义。
不同文体特点、标准
在《典论·论文》里，曹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体分类及其各自特点的思想。在分析作家才能个性各有所偏的同时，曹丕提出了四科八体说的文体论。“本”指文章的本质特征，即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思想感情；“末”指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，即文体特征或文章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。无论哪一种文体，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情感，其“本”是相同的，不同的是不同的文体在表现形态、语言形式、体貌风格等方面各有不同。接着曹丕提出文体共有“四科”八种体裁的文章。并且认为文体各有不同，风格也随之各异。四科共计八种，其中奏议与书论属于无韵之笔，铭诔诗赋属于有韵之文。其本质相同，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情感。但其“末异”，也就是说，在其文体特征上，奏议要文雅，书论重说明，铭诔尚事实，诗赋则应该华美。雅、理、实、美，就是“末异”，它们都是关于文体的不同风格体貌。所以，曹丕的“文本同而末异”，说的就是文体和风格的关系，不同的文体应该有不同的风格特征。“文本同而末异”当是最早提出的比较细致的文体论，也是最早的文体不同而风格亦异的文体风格论。
出文学批评应有正确态度
他指出有两种错误态度要不得：一是“贵远贱近，向声背实”，这就是尊古卑今的观点，这在东汉的桓谭已有指出，但那是就学术而言 ，曹丕却专就文学再指出，也就有了新意。一是“暗于自见 ，谓己为贤”、“文人相轻，自古而然”、“各以所长 ，相轻所短”。这就指出了“文人相轻”的积习，是他的创见。作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了文人之间互相贬损的弊习，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，并且为文人之间的相处指明了正确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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